在过去,整个社会的资助方式是比较“割裂”的。基金会只给钱,一些发展历史稍久的组织只给“事”,公众只通过基金会再“转移支付”。而做事的方法,总是得不到良好的积累和再生。
在当前中国,随着“有钱有事有方法”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培育,“割裂式”的资助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。这类“有钱有事有方法”的枢纽型组织,既需要得到基金会的认同,也需要得到各个在地组织的响应。
某种程度上说,所有的组织都可以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,只要这家机构愿意担当做枢纽机关的使命。但做枢纽型的机构,要至少拥有三个条件:一是要有资金或者有随时募集到资金的能力;二是要有足够多的项目,随时可以与伙伴机构共同去打理,也随时发现伙伴机构在做的事并勇敢地介入;三是要有方法,并在以方法解难题的过程中,创造出更多的方法,积累更多的信任。
钱不在多,及时就灵。枢纽型的组织,不在于有多少资金,而是至少有三种协同伙伴机构筹资的能力。一是在自己独立筹资时,总是考虑到各地伙伴机构的需求,尽量设计一些伙伴机构“做事成本”的预算;二是在干预事件或者倡导事件发起时,能够根据需求,随时根据业务进展,发起零碎而实用的资源募捐——注意:在这里,募捐的未必是钱,而是各种对业务进展极有助益的各种资源;三是协助小伙伴去做更多的独立筹资。
公益行业的哲学是基于信任。既然是信任,这里的钱与钱的关系,在伙伴与伙伴之间流转时,就必须基于信任而发生和实现。在公益界,受资助者要坦诚、透明、诚实、开放,资助者也需要豁达、大度、信任、宽容。在这时候,敢不敢给非本机构员工的伙伴“发工资”、敢不敢率先把钱打到伙伴机构的账户上,其实是最考验枢纽型机构自身诚意和担当能力的。
资金的流通是有效率或者生命的。在正确时间到达的钱,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在非正确的时间到达的不正确的钱,即使再多,也可能导致大量的信任滑坡和公益淤积事件。如果你是一个致力于协助小伙伴开展行动的枢纽型组织,那么在他最需要一笔500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给出。这500元产生的效力,可能远超过事情做成之后的500万元。
事不在大,独立就好。再大的枢纽,也是服务于其他人的。就像一个交通枢纽,服务的是南来北往东成西就的乘客,而不是枢纽的管理者自身。枢纽固然要有规则,但规则本身的人性和灵活性也相当重要。这就要求枢纽里的工作人员要有足够的敏捷和快速感应的能力,更要有足够的独立判断和临事自断的能力。
每一个公益伙伴都是一个创新的小种子。在种子发芽之前,它可能有一段很漫长的休眠、吸收、酝酿、等待的时间。这个时候,恰恰是其独立性最需要获得尊重的时候。如果把一个枢纽当成一个孵化器或者当成一个“技术资助方”、“业务资助方”,其最需要审慎而为的就是在导出技术和业务时,如何保证收受方既能够学习到其精髓,感悟到其活力,又能够主动地将其化为己用,而不会被固有经验所束缚和拖累。
所有的枢纽要往下分派业务,是为了激发更多的创造和生长。因此,最理想的事,不是枢纽分派给伙伴机构的事,而是伙伴机构自己发现的事。枢纽根据事的特点,找到自己的“资助”和协同之法。这世界不愁事,愁的是真正有心有力的协同。
法不在强,示弱更佳。公益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,往往不是沉疴,就是顽疾,不是疑难杂症,就是尚未察觉到但真实发生的病痛。一个枢纽再有能量,也只是从一个角度以一种方法去尝试。
面对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案例,没有任何一个枢纽敢说自己过去的经验一定是有用的。在与伙伴机构合作解决问题的时候,一个枢纽型机构最不应当做的事是迷恋自身的功力。让自身原有的功力弱化,从对手、难题、伙伴机构身上发现解决问题的创新闪光点,从案例和合作过程中继续让自我功力升级,才可能让枢纽型组织保持基本的活性。
“自然大学”发起人 冯永锋/文 ( 来 源:公益时报 )